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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国民革命军。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国民革命军。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

背景事迹编辑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七十六万日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十八万,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日本各种书刊记载的战亡人数不统一,但是外务省公布的几次有足够依据。满洲共阵亡26万5000多士兵,中国阵亡46万士兵,是最接近事实的。苏联宣布击毙日军8万多!

据黑龙江省抗日战争研究会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约10余万次。据日伪统计机关统计:1935年39105次,1936年3617次,1938年13110次,1939年6547次,1940年3667次;日伪军伤亡人数,据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推算:1931——1937年抗联歼敌103500人,1937——1945年歼敌82700人,共计186200人,牵制日军兵力:1937年20万,1940年40万,1941年为76万。

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3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1936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193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师。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由原东北抗日同盟第四军改编成立,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师3个游击团。

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由原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

1936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代)。下辖4个师。

1936年1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改编成立,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

1936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由原东北民众救国军改编成立,谢文东(后叛变)任军长,滕松柏(后叛变)任副军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

1937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由原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改编成立,李华堂(后叛变)任军长,魏长魁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

1936年冬,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改编成立,汪雅臣任军长,张忠喜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团。

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由原抗日联军独立师改编成立,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个师。

1936年7月末,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军编成。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2月至1937年12月是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高潮期。

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是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全国抗战,坚持抗战最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时期。

1939年1月至1940年是东北抗日联军陷入敌人重重包围的极端苦斗时期。

1941年至1945年是东北抗日联军开展小型游击战和转入苏联整训时期。

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之后,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地“讨伐”,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加之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山上密营损失殆尽,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从1939年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意志没有被打垮,抗联部队缩编,开展小型游击战争,保存了一部分精华和骨干力量,进入苏联境内整训。在苏联整训期间不断派小部队深入国内抗联游击区进行游击战,直到1945年8月,他们配合苏军重新进入东北,在解放东北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做出决定,表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称赞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5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称“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1936年以后,因中央红军长征,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更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孤悬敌后。南满几次西征都没有打到关内;1937年12月,北满派赵尚志等三位抗联高级将领进入苏联后,又被苏联关进了监狱达一年半之久,抗联的精锐骑兵部队被苏联解除了武装送往中国的新疆从此再无音讯,使东北抗联受到巨大的损失。东北的党组织始终按着罗登贤领导的满洲省委制定的路线开展抗日斗争。当时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王明,曾写信给东北抗联,指出一条错误的右倾路线,造成了东北抗联党内的意见分岐。当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时,尽管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通过苏方查找、转交信件;通过报纸登报联系,也无法再找到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直到日苏在“诺门罕战役”时,苏联才开始支持抗联,利用其牵制日军,收集情报。但仍没有与党中央取得上联系,仅得到了毛泽东的两篇文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篇文章成为抗联在抗日斗争中的指导方针。

当苏联有意将抗联并入苏军时,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抗联党的领导,始终不弃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牢牢地掌握着这支部队。当跟随苏军打回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之后,迅速与关内的党中央联系,使抗联部队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5]

东北抗日联军中有不少朝鲜人。战后,在苏联帮助下,他们组建了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多为东北抗日联军中层军官

发展历史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是中国人民反日军队的组成部分,是一支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它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奋起自卫,在长达14年之久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的高潮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余部、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基础上产生和建立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我党在东北没有武装力量。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之前,东北地区甚至没有统一的党组织。“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派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陈为人到东北筹建东北地区党的统一组织——中共满洲省委。1927年10月24日,在哈尔滨道里区十三道街48号,由陈为人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哈尔滨、大连、长春、沈阳等地共40名党员代表参加的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和满洲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两个《决议案》,宣布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选举陈为人为临时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决定“临委机关”设在奉天(今沈阳),同时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领导奉、吉、黑三省党委。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会议并没有决定建立革命武装。

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从此,东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三省各地党组织工作的开展。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北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运、军运的斗争,日益高涨,中共满洲省委成为东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进行革命斗争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抵抗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同月,《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了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组织“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即,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在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日浪潮的影响下,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部分官兵纷纷起来抗日。1931年9月24日,驻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向其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共同抗日;1931年9月25日,驻吉林省城的第25旅张作舟部开抵榆树,宣布抗日;同月末,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所部在永吉县老营盘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并通电全省;1931年10月初,邓铁梅在凤城县四区小汤沟顾家堡子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邓任司令。他们在装备、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下,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包围下,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不顾一切,接竿而起,杀向抗日疆场。尤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义勇军首当其冲,率先于1931年11月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师团和张海鹏伪军进行战斗,毙敌甚多,博得全国人民的喝彩和援助,成为一时的抗日民族英雄。

义勇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义勇军的队伍随之扩大,加入义勇军行列的不仅有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和中华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地方官吏和土绅,甚至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的“红枪会”、“大刀会”等,他们也都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同义勇军以血肉勇敢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在东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三十余万人。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孤悬敌后的种种困难条件下,勇敢顽强地阻击日军进犯。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曾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领导和帮助,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义勇军的斗争,动员工农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由于义勇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他们中的领导人物大多是一些旧军队的军官,政治上比较落后,相互间派别繁多,意见分歧,互相猜疑,甚至火摒,所率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仅持续年余就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的压力之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事实证明,他们担负不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重任,但它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仍有其重要意义,它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自发抵抗运动,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它给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延缓了日军占领东北及扩大侵华战争的进程,它所体现的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东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与协助义勇军斗争的同时,就注重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巴彦、磐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安图、和龙、珠河、密山、宁河、汤原、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争取伪军哗变,收编义勇军残余部队和其他一些如“山林队”、“红枪会”等反日武装。各地反日游击队在同日伪军的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9月,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抗日的战场上,它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密切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英勇顽强、勇于献身,使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从抗日游击队的斗争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之所在。但是,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推行王明“左”倾政策的影响,在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上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把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调离领导岗位,把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斥之为“机会主义”,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东北工作的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不利影响。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略者侵占山海关,向华北扩大侵略战争。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郑重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力和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抗日。1月26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进一步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切合东北实际情况,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策略方针,停止了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改变为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这一决定,意味着东北的反日游击队组织将向反日武装统一战线方向发展,标志着抗日武装的统一化、正规化、序列化的开始和游击战争的新开端。

从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反日游击队相继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共6个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各军在组建过程中和组建之后,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并团结了各种抗日武装队伍共同抗日。人民革命军的英勇善战和对抗日救国事业的忠诚,感召了各种抗日队伍纷纷向人民革命军靠拢。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和第2军在成立军部之前,各自先以军的番号成立军下属的独立师。第1军独立师于1933年9月18日成立,从1934年1月开始,独立师便联合几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共同作战。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召集了17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合军宣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以第1军独立师为中心,领导对日作战,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部队达5000余人;第2军第1独立师于1934年3月成立。1934年7月,独立师一部联合十余支义勇军、山林队共同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推选王德泰为指挥,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山林队共1000余人;第3军在成立之前,于1934年3月,由珠河游击队发起,召集了以“爱民”、“北来”、“好友”、“七省”为名的义勇军、山林队首脑会议,依照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三项条件(不投降、不卖国、收复失地,抗日到底;拥护民众利益;允许民众武装抗日),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第4军、第5军都是以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为骨干,联合救国军余部和其他抗日武装队伍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各地联合军指挥部、总司令部和同盟军的建立,标志着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的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反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成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人民革命军各部由于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符合实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局面。

抗联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民族英雄杨靖宇

1935年5月以来,发生了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身处抗日游击战争前线的东北人民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指战员更受到莫大鼓舞。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将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一律抗日联军、抗日游击队。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完毕。这个时期是东北抗日部队第2次改、扩编时期,也是抗日部队进一步壮大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抗日部队由过去的6个军扩编到11个军,并形成了东北抗日军队第一次统一的称谓——东北抗日联军,它标志着东北游击战争迎来了新的高潮期。

在这11个军中,除第7军是在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基础上改编成立的外,第8、9、10、11这4个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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